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，上部讲的是杨百顺从故乡出走的故事，下部讲的是牛爱国从异地还乡的故事。通过“出走”与“还乡”，展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平凡曲折的人生历程与吊诡无常的命运逻辑。

刘震云解释书名的含义，就是字面意思一句有见识的话，胜过一万句废话。孔子说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早晨得到一句有见识的话，晚上死都可以。我的导师就在我身边，他没出生在外国，也没出生在古代，就出生在我们村方圆几十里内。他们思想的深邃度、他们情感的丰富度、他们心灵的深入度，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，这是我营养的来源，他们也是我的榜样。

1958年，刘震云出生于河南延津一户寻常人家。他的姥姥是一个农村老太太，不识字，但她做出了许多识字人从来没有做出来的事，说出了许多识字人说不出来的话。姥姥年轻时候，靠给地主扛长工为生，黄河滩上三里长的麦田，她割到地头了，一米八的汉子只能割到地中间。

刘震云懂事以后，跟姥姥有过一个“炉边谈话”，问姥姥，你为啥能割这么快？姥姥告诉他，她并不比别人割得快，只是她割麦子的时候从来不直腰，因为直起一次，就想直第2次……第200次。如果你把姥姥把这句话记住，就一定能够做出非常好的事情来。

姥姥还告诉他，我是一个笨人。后来的刘震云在生活和工作中非常善于坚持，这种咬着牙一口气干到底的精神劲儿，就是从姥姥身上学到的。

刘震云说这个女人和她身后的麦田，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。姥姥的身上集中了美好女性的所有优点勤劳、智慧、不说废话、幽默以及非凡的气质。

刘震云14岁离开家乡，出去见识广阔的世界，之所以能够走出去，是受了一位哲学家的指点，这位哲学家就是他的舅舅。舅舅是一个木匠，他说，如果你一直就在村里呆着，就只能娶一个小寡妇，还可能给你带个孩子。刘震云不甘心娶个小寡妇，就问那我该怎么办？舅舅说，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到陌生的地方去。

舅舅小时候种过天花，起了一脸麻子，人们都叫他刘麻子。刘麻子做的柜子，在方圆四十里卖得最好。舅舅跟刘震云也有过一个“炉边谈话”，他说，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，别人打一个箱子，用了三天时间，我用六天。比如我看到一棵树，一棵松木，椴木，楠木，就想着给那家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柜子；看到一棵杨木，杨木最不成才，只能打一个小板凳了。我觉得他已经到达了“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”的境界。

刘震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，他在回母校演讲的时候，给在座的师弟师妹们讲了姥姥和舅舅的故事，并且送给他们两句话。一句是，做树要做楠木，松木，椴木，不要做杨木，做人要做刘麻子；一句是，举起你们手中的探照灯，照亮我姥姥没功夫直腰的麦田。

刘震云是个极其特别的作家，他非常善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，那种对世态人情的准确把握，对人间万事的深度揣摩，令人拍案叫绝。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好人，没干过啥大坏事，当然了也没干过啥大好事，个个都喜欢占小便宜，喜欢背叛朋友，喜欢说长道短，欺软怕硬，恨人有笑人无。他把这些人全都写活了，读完他的书，你会发现，这些人就在你身边。

刘震云说，他从不会为了要写某类人物刻意去采风，那些书中的人物更像是能和他对话的朋友，每当他离开书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就是在寻找他们。这些“朋友”在生活中无处不在，可以是卖豆腐的、剃头的、杀猪的、贩驴的、喊丧的、染布的、开饭馆的……

他找到他们，只是为了听他们说说知心话“我觉得最好的作家，不是一个写作者，而是一个倾听者，你在倾听你笔下的人物，听他们要对你说些什么。写作就是为了找朋友，为了倾听，为了说知心的、朴实的话，这就够了。”

刘震云是个非常幽默的人，作品也非常幽默。他的幽默不同于郭德纲的津门式幽默，不同于赵本山的东北式幽默，不同于王朔的京味幽默，不同于周立波的海派幽默，而是独有的“河南式幽默”。

刘震云凭借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这部小说是他迄今为止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。

本书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，语句洗练，情节简洁，叙事直接，有汪曾祺等前辈作家的遗风。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，都构成言说的艺术。本书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，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，乃至于爱情亲情，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，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、提供温暖、化解冲突有关，被誉为“中国版《百年孤独》”。

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独有的“白描”风格，用“记流水账”的流畅文笔，把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写得入骨三分，有着悲天悯人的大情怀，用笑话解构了生活的严肃和轻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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